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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听众朋友，你好！

　　非常欢迎您收听《朝圣之途》节目。上星期在节目的最后，我们谈到了教宗额我略七世的含恨而亡，今天我们继续来谈教会的改革运动在额我略去世之后的后续发展，欢迎您的收听。

　　额我略七世去世之后，没有人愿意当教宗。枢机们两次都选出卡西诺本笃会修道院的院长为教宗，但是都没有被他本人接受。第三次再选，仍然是这位院长，他才勉强接受。而后，他又打算辞职。当时罗马已经是呈半废墟的状态，宗座的经费也已经枯竭了。难怪有些教宗一直保有他原有的主教职位，以便能够得到生活费用。

　　新教宗就是维克多三世，身为卡西诺修道院院长的他，在经费方面是不成问题的。他甚至于答应给愿意接受教宗冠冕的人相当的薪俸，这是买卖圣职的导致方式。在过去，教宗的就任从来没有像这次如此的勉强。维克多三世，他曾经是额我略七世推动的革新运动的柱石。他决心遵奉额我略七世的遗志。可惜，他在额我略去世的两年之后的1087年也去世了。

　　继维克多三世的教宗，是克里尼修道院的院长，负有毅力和政治意识的乌尔彭二世。他是法兰西人，在额我略七世任内，曾经召他到罗马，赠予他枢机的荣誉。曾经有学者拿乌尔彭与古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相比，拿额我略七世跟凯撒相比，这是有道理的；因为乌尔彭二世是额我略七世之后比较幸运的一位教宗。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这个比拟并不大适合；因为中古时代最伟大的教宗与帝国的统治者是不相同的，也就没有办法去比拟。

　　在乌尔彭二世上任的时候，罗马被亨利四世所任命的对立教宗克勒孟三世所占据。乌尔彭在罗马城外逗留很久，他和诺曼人、法兰西人为伍；他对圣物、神品、神职的买卖以及俗人袭封神职权的禁止，在执行上更加严峻。法王菲利普一世离婚之后又拐骗宫中妇女，被乌尔彭二世开除教籍。菲利普一世只得改变生活，取得教宗的赦免。1085年，回教徒退出西班牙的旧都多来道。乌尔彭乃命多来道总主教担任西班牙的首席主教。

　　乌尔彭还一面跟巴伐利亚、洛林、萨克森等封建诸侯组成了联合阵线，支持亨利四世的长子孔拉德的叛变；一面又号召欧洲十字军，借以树立罗马教会的威望，也因而跻身于欧洲历史的洪流当中。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以及和教会的关系，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再为您做介绍。

　　正当乌尔彭二世高瞻远瞩，借着十字军的帮助驾临欧洲各王侯之上的时候，固守在北意大利的日耳曼王亨利四世似乎已经被世人所遗忘了，他常常与麦蒂尔达的军队交战。1094年，麦迪尔达把对立的克勒孟三世逐出了罗马。亨利四世在1094年战败，回到日耳曼，平定了长子孔拉德的叛变。次子又继而叛变，把亨利四世禁锢在监狱当中，然后被儿子所逼而退位。亨利四世不久之后就去世了，他始终没有再恢复他的教籍。亨利四世死了之后，由次子亨利五世继位，他的各种作风不亚于乃父亨利四世，因此也被开除了教籍。教会与日耳曼人之间的俗人袭封神职的权力之争，直到这个时候仍然没有解决；教宗和其他国家建立妥协政策的困难都不大。

1098年，教宗乌尔彭二世与法兰西的国王协议成功，法兰西国王从此以后不再任命主教。不过，教宗也做了让步，承认法国国王有批准合法人权，授给新当选的主教教会的财产的权利。日耳曼王亨利五世并没有意思要放弃已经享有的权利。虽然当初王位还不稳固，还需要教宗的帮忙，曾经许下过漂亮的诺言。教宗乌尔彭二世没有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就去世了。

　　继承者是巴斯卡二世，他是一位好谋臣，却不是一位果断的领袖。当1110年亨利五世率军南下，次年占据了罗马之后，教宗巴斯卡遭到严重的压迫。除了为亨利五世举行加冕典礼之外，并且准备投降。他竟然还向亨利五世建议，日耳曼境内的主教们放弃帝国所受封建制度的权益：包括了广大的土地、特权、统治权等等，他们不再是皇帝的诸侯。而皇帝呢？则不再有权干涉教会选举的事务。当教宗宣布这个建议的时候，教会人士大为哗然，甚至于还发动了流血暴动。亨利五世立刻将教宗，16位枢机及少数的贵族逮捕。巴斯卡被迫承认亨利有无限度的袭封权。当亨利五世违反之后，教宗巴斯卡二世宣布他被迫所签订的协议无效，取消了对亨利五世的让步，重申额我略的禁令。于是，亨利五世又再度到罗马围攻教宗。巴斯卡二世在保卫战当中阵亡了。

　　教宗巴斯卡二世的建议几乎可以说是今日的政教分离制。这充分表示出这位出身隐修院的教宗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，但是在中古时代，根本是没有办法实行的。这也说明了他并不了解日耳曼帝国的实际状况，因而遭到了日耳曼主教的公然反抗，最后还赔上了他自己的生命。继承者是盖拉西二世，是1073年以来出身修道院的第5位教宗。他退居到凯达，亨利五世又去围攻他，盖拉西二世一怒开除了亨利五世的教籍。教宗逃亡到克里尼，从他登基为教宗到他去世，为时还不到一年。

　　按照惯例，枢机们在前任教宗亡故之地选举新教宗。这次当选的不再是隐修士，取名为加利斯都二世。他是一位眼光远大、具有王公气概的政治家。对袭封神职的问题，决心要找出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办法。经过长时间的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，终于和亨利五世达成了共识，在1122年签订了历史上著名的《福姆斯协定》。在皇帝方面，亨利五世答应，在可以的情况下，赔偿从战争开始以来，包括他和他父亲亨利四世的统治时期，宗座所遭受的一切损失，而且答应放弃袭封之权：不再干涉主教的选举，不举行袭封礼中的宗教仪式，授予主教权杖和权戒。在教宗方面，准与所有的主教的选举必须在皇帝或是皇帝的代表面前举行。换句话说，皇帝有权出席教会所召开的选举主教的会议。如果发生选举纠纷的时候，皇帝有权和主教共同解决争端。选举完毕之后，由皇帝向新当选的主教授给教会财产和其他相关的事务。《福姆斯协定》使得俗人袭封神职的征战，罗马教宗与日耳曼皇帝之间的冲突暂且告一段落。

　　我们在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。《福姆斯协定》究竟算不算是教会的胜利呢？几十年来，历代教宗临身履薄，兵连祸接，动不动就开除皇帝的教籍。现在，日耳曼皇帝终于答应放弃任袭封主教的大权，仅仅保留选举完成之后授给财产的权利。一场争端终于平息下来，但是，如果皇帝愿意，仍然有影响选举的可能性。俗人袭封神权之争，原来只不过是教会与国家之间屡见不鲜的许多冲突之一。《福姆斯协定》虽然使罗马教宗与日耳曼皇帝间的冲突告一段落，但是政教冲突的基本原因并没有消失。那就是在基督教社会里，政权与教权谁高谁低的问题。俗人袭封神职的问题在表面上固然是解决了，但是它之所以造成陋习的原因也还继续的存在着。所以俗人控制教会选举的事情，还要再过好几百年才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呢。

　　有人以为，在中古历史上，教会和国家是两个独立的团体。他们彼此意志牵连，并且把俗人袭封神职之争看作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权力之争，这种观念其实是毫无意义的。因为中古时代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国家，只有诸侯王公。教会需要王公们的支持，教会为了感谢他们，给了他们许多的权利。剥夺他们的利益，或是使他们屈服于教宗，对教会并没有好处。中古时代以及以后的教会所希望的只在传教救灵。当王公们承认教会的特质时，便会和教会合作。这样的合作是可喜的，因为王公们本身也是教会的一份子，也会有对他的僚属获得精神福利、灵魂得救的责任。

　　克里尼的宗旨并不再削减或是推翻现世世俗的政权，以便改造世界，成为一个教会国，而是在册立王公们要负起救灵魂的责任。而王公们的主要任务之一，应该是使教会独立自主，以便实践履行教会神圣的使命。这种独立自主是要从全体教会包括了王公在内的觉悟而来的。个别的赞同与协约的签订都不一定能够实现教会的期望。这个时期的王公们至少已经意识到和平相处的可能性。因此，卡诺萨事件只不过是一支无关紧要的插曲，而《福姆斯协定》才是教会胜利的象征。俗人袭封神职之争是野蛮的中古时代结束的标记。王公们与平民百姓都已经学到了法律比武力更有用的实质意义。但是，这并不就是一个理想的时代已经开始了。在人类的历史上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理想时代的存在。

　　不过，第十二世纪之后，一个被教会精神所浸润熏陶的文化社会将要接着来临。这个与中古观念牢不可分的社会，将为教会与世界人类产生不朽的价值。袭封神职的冲突在另一方面产生了一个颇为重要的结果。在当时，出现了许多有关神学和政治理论的文献。具体的袭封神职问题，诱发了对教权和俗权范畴的讨论。额我略和亨利两个私人间的冲突，又扩展成为更大的问题的争辩。教会和帝国之间的合理关系应该是如何的？在这场文字的论战中，双方都不免有意气用事、歪曲事实或从事人身攻击的地方。不过，这些文章除了表面上令人不满的缺点之外，也有颇能令人折服人心的学理说明。

　　在当时流行着一个名叫《教宗格言》的文件。今日的学者都认为是一位不知名的教宗派人在1090年左右写成的。书中的格言正是额我略对教宗职权以及政教关系的看法，这一派所保持的看法是神权政治。其实，这种观念并不是从额我略开始，额我略也没有要创立神权帝国的野心。教宗派认为在本质上神权高于政权，而实际上皇帝派也接受这一点。因为神权管理的是信仰上的精神的事物，有关人类的永生。而俗权管理的是人类现世的物质事物。两相比较，谁轻谁重也就不言可喻了，而两派所争的是实施的问题。

　　当帝王的行为正牵涉到道德层面或是信仰层面的时候，教会是否有权控制帝王的行为？同时，这个实施问题又牵涉到了一个更为基本的理论问题，那就是俗权的来源是什么？当然，照圣保禄的说法，一切权利都是来自于天主。神权来自天主，俗权也是来自于天主。再问，俗权是怎么样从天主那儿下达给帝王的呢？换句话说，帝王的权利是直接来自于天主的，或者是间接经由教会而来自于天主的呢？如果是直接的，那么神权和俗权应该是并行的。但如果是间接的，那么帝王是属于教宗，这就成了很自然的结论了。

　　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，有关神权俗权的文字论战没有办法在今天为您说明，下星期我们再继续这个话题，祝福您健康愉快，愿仁慈的天主保佑您！